《中国绅士――关于其在１９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７月出版）；《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周荣德著，周荣德译，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出版）；《中国绅士》（费孝通著，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出
三本著作的关系及各自特色
同一主题的三本中国人的著作，四五十年前几乎同时在美国以英文写就，于今又先后回译为中文，这一“出口返销”至少对中国学术界是件好事，为我们了解社会学前辈的工作成果提供了方便。
费孝通的《中国绅士》出版最早（１９５３年）而译文最晚。这不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个人著作，是费孝通从自己的《皇权和绅权》《乡土重建》中选了部分章节，又增加若干内容口述给美国雷德费尔得夫人，再经由雷德费尔得夫妇整理编撰后成书。可能也为这一原因，费生前始终未将此书如《江村经济》那样再译回中文出版。周荣德的《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初稿完成于１９５５年，修改后作为其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１９６６年由美国纽约Ａｔｈｅｒｔｏｎ出版社出版。周撰写此书的材料，主要是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云南昆阳县实地调查所得的四十七个绅士的生活史，周先于初稿写出了这些个案。雷德费尔得夫妇编撰费孝通的书时，就近（同在芝加哥大学）从周荣德所写个案中选取了六个，由周译成英语，将其作为费书的附录一并出版了。费孝通《中国绅士》一书，周荣德虽然在《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中也作为参考材料引用，但不知何故，这一层重要关系周却没有加以说明。费书中收入周的个案，并不出于费本人意思，因此，费的《中国绅士》译者也未译周的个案，这是费书英文版和中文版的主要区别。
张仲礼的《中国绅士》与费书，没有周书与费书那样的内在关联，却有着出版时间前后的外在关联。两书同名，同样的主题，费书在前而张书在后，更重要的是费孝通为张仲礼前辈，是已有建树的知名学者，在西方也有一定影响。这就使在紧接费书之后再出版张书必须有充足的理由。为此，替张书作前言的弗兰兹・迈克尔在一脚注中特别说明：“民国时期的‘绅士’曾是费孝通在若干领域研究的对象。然而费孝通也试图用他关于民国时期的研究来解释帝国时代的绅士。自从本书（指张书――笔者）写作完成后，费孝通的多篇论文也以文集的形式重新发表，题名为《中国的绅士》，其中有罗伯特・雷德费尔得所作绪论和周雍德（Ｃｈｏｗ Ｙｕｎｇ－ｔｈｅ音译）所撰写的民国时期的六个人物传记。（芝加哥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版）这些关于民国时代有选择的叙述与来自中国古籍的某些随想结合，并不能代表对帝国时代绅士的研究，尽管该书已作了这样的说明，并冠以这样的书名。”为出版张书，这样的说明是可以理解的。费书译者却认为这种批评尖锐，于是说明两书所用研究方法不同，费用的是社会人类学方法而张用的是社会学方法。并指张书也有缺点，又引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也曾批评张仲礼和迈克尔的其他著作等等，这就无甚必要了。何况，费书原就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著作。
三本著作虽然主题相同，却是三种不同类型的著作。
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用的是历史文献材料，主要成绩在于将零散杂乱的各种记载加以系统分类，尽可能作了数字化的统计整理，这是以前从未有人做过的工作。不过，从其论述旨趣来看，张书更注重的是西方“中国研究”视角而不是普通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不过是为其史料的整理归类所用的一个特定框架而已，因此，与其说张书是社会学著作，倒不如说是历史著作显得更为恰当。
周荣德的著作可看作一部绅士生活个案史，这显然与成书过程有关。周是先写成几十个绅士的个案，再集合成书的。但从社会学研究而言，这仍然是一部个案。周书取的是正规社会学学术著作的样式，先定义概念和方法，再说明所据以立论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的基本理论，尔后才是具体内容，将原已写就的几十个个案按理论结构打乱后分类剪裁，再加以综合描述。从最后成书来看，除数据统计外，周原来写成的四十七个个案并没有全部用于著述，仅用了一半左右。不过，即便没有此书，仅以原来写就的这些个案原样出版，本身也是极有价值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若将张周两书相比较，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应属定量的“普查”式研究，尽管材料并非亲自调查所得而是历史文献。周荣德的《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则属定性的个案调查研究。定量普查和定性个案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两头，位于其中间的是社区调查，费孝通的《中国绅士》正可作如是观。
费孝通做过不少社区调查，“江村调查”和云南“三村调查”都属社区调查。费的研究方法，虽然不完全符合一般社会学、人类学正宗，但他从自己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不妨说是“中国式”研究途径，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社区研究方法。费在《乡土中国》后记中说：“社区分类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在这一层上可以说是和历史学的工作相通的。”“社区分析的第二步是比较研究，在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时，常会发现每个社会结构都有它配合的原则，原则不同，表现出来结构的形式也不一样。”因此，《乡土中国》“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按费的这种分类，《中国绅士》应属前一种与历史学相通的社区研究。费孝通的研究路径，是从人类学实地调查起步，以社区调查为基础，由功能分析入手揭示其社会结构系统，提炼出一个可供比较的类型，然后由点及面，积少成多，通过一个个具体社区类型的比较研究，从而达到对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整体理解。若将这部《中国绅士》，视为费孝通著作的话，它不似江村、云南三村那一类具体社区调查，而是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总体描述，虽然辽阔而简略，但若联系他此前所做的工作，将其看作他前期所有社区调查研究的连续和在此基础上的总括性概述，此书的结构和叙述方式也就容易理解了。所以，前述弗兰兹・迈克尔对此书的批评，单独而言不算错，联系费孝通所有研究来看，就未必正确了。
绅士阶层的社会功能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绅士阶层具有怎样的功能？它的存在是怎么可能的？当近代西方文明入侵，中国随之而发生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的巨大变化后，这个阶层的存在是否还有必要和可能？这些问题，对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更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巨大社会变化的关键。三本著作就这些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做了解答。
对中国绅士的界定，三本著作略有区别而大体相似。所谓绅士，指其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在经济结构中是地主，在政治结构中则为官员，做官需具备功名，功名的取得主要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绅士，其主体（不在人数而在地位和影响）就是这三位一体的结合，有足够田地是绅士的基本条件，做官从政和居乡为绅不能得兼于一时，通常是做官在前为绅在后。因此可以说，现在的官员是以后的绅士，而现在的绅士就是过去的官员。按费孝通的说法，官员是其职务，私人身份就是绅士。张仲礼注重功名与绅士之间的关系，于是将绅士再分为两类，官员和地方绅士，后者占绅士中的大部分。
中国传统社会是散漫的农业社会，除高高在上的皇帝，主要由两个群体――农民和绅士组成。农业社会，不存在自上而下强有力的行政系统和完善的社会服务，农户聚族而居的村落，分布在广大土地上，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食其力，维持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绅士的生活，建筑在农民劳作之上，且享有声望和特权，但绅士的角色不全是负面的，在乡间，他们威福的同时，也承担着一定的官僚体系无法顾及而又不可缺的社会职责，他们组织公益活动，为邻里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组织团练和参加协助征税，还在文化传承上担负着弘扬儒学、维系道德规范的责任，如维护寺院、开办私学等等。（张仲礼）
但中国绅士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功能，还在其调节专制统治者及其贯彻其旨意的官僚体制与农民的关系，以维持社会结构的平衡和稳定。对此，费孝通做了一个纵贯古今的概括性描述。
在中国历史上，皇朝更替是无序的，成王败寇，胜者出头，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大地还数次被异族入侵者统治。但马上得天下的君主，要统治管理天下，必须依靠自上而下的各层级官员，这就轮到中国绅士的出场了。
中国士大夫――高层绅士，原有自己的道统，拥有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伦理体系作为支撑，尽管消极，无法直接干政，却有自己的道德承担，“道不行”则远行，游离于体制外仍可安身立命。可自汉以后，士大夫逐渐放弃了立场，不再问道，而且将道统与专制理论结合，一心为皇权服务。中国皇权是极端的专制，统治权不容外人过问，因此中国绅士也不同于西方贵族，虽然金字塔型的官僚机构主要由他们组成，他们却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力，只能在现有制度框架内间接施以影响，首先安顿下自己再及于其他。他们消极的处世哲学，使他们不可能产生角逐权力的想法，也没有根本改变社会的冲动。这是他们出而为官，与专制权力关系的一面。
另一面，则是他们居乡为绅时与官僚体制和农民的关系。君主权力与农民服从之间需要沟通和调整，而皇帝意志的下达最远所及也就是县衙，再往下就需要绅士出面协调了。绅士的立场倾向于现实统治，但绅士的责任承担更多是在地方，他们可通过体制外渠道，代表地方利益与官府谈判或说项，缓和上下矛盾、拉近双方的距离，既能使君主权力贯彻至底层，也可在适当程度上保护农民。绅士与官员角色的一身而两任，使他们在游说双方时游刃有余，他们没有政治企图，维持现有秩序安全是他们的唯一兴趣。因此，他们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力量。
这种角色担当，直到民国时代仍无多少改变，“士绅作为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媒介，是构成地方政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成为政府和一般平民之间的一种缓冲。它替政府征收捐税，又为农民减轻一些苛政。在农民的社区里，士绅是地方的精英，地方习俗的维护者，是强大的阶级统治集团遍布各地为数众多的爪牙，说得好听一点是先锋。”（周荣德）
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
专制社会中最高权力的转换是无序的，难以把握也无可预测。可相对而言，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却是有序的，有制度的保证，且能跨越朝代变化而持续，它既给社会提供所需的活力，也为社会带来了稳定。
周荣德从社会流动的角度考察中国绅士，他认为“社会流动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社会流动可使低阶层上升为高阶层，农家子弟变为绅士，“阶层制度的原则在于使个人能力作最大限度的发挥，使各种制度有规律地运作，各级领袖能胜任地负责”。“贫穷而有才能的青年，靠自己的努力也能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或经过几代的努力升上来。自然应该承认，只有少数人从底层爬到顶层，并且社会流动的进程通常是缓慢的”。他调查了昆阳县２６名绅士的出生背景，这些调查对象中，所有人的父辈均为绅士，祖父辈是绅士的２４人，曾祖辈为１９人，高祖辈为１４人。周书中引用的潘光旦、费孝通做的一项研究，也可说明同样的事实。潘、费两人统计了清代９１５名贡生、举人、进士的五代家世背景，父代，做官和不做官者之比为６７％和３３％，祖父代为７９％和２１％，曾祖代为８３％和１７％，高祖代为８６％和１４％，高曾祖代为８７％和１３％。这些数字虽没有反映其中包括了多少农家子弟，但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尽管缓慢，确是事实。
张仲礼《中国绅士》有一个“绅士及其祖辈的经济情况”统计表，从嘉庆、道光两朝的细表来看，父辈出生于农民（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的，两朝都是１％，家庭状况贫困的都是３％，而出生于地主和富有家庭的也都同样为３６％。这些数据根据传记材料统计，并不完全，有三分之一家庭情况不明，与潘、费两人的统计也有出入，但即便这样，阶层流动的事实还是确凿无疑的。
传统中国社会，社会流动的目标是权力、财富和名望，而拥有这三者的绅士，也就成了人们向往――低阶层奋力追求、既得者尽力维护――的目标。科举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由此而吸引了社会上最富才华的精英在此长途上皓首穷经，为获得官僚资格和绅士身份而努力，这可说是绅士被动承受的社会功能。还应注意的一点是，绅士阶层本身的规模亦不可小觑，据张仲礼统计，十九世纪太平天国前中国十八个省绅士总数约为１１０万人，太平天国后则是１４０余万人，若加上家属，这两个数字就达５５０万和７２０万。有如此庞大的中间阶层存在，这一社会结构的“超稳定”、这一社会得以缓慢平稳地持续，也就不奇怪了。
城乡关系与绅士阶层的灭亡
费孝通一向关注中国农村，从农村出发进而关注城乡关系，他首先从历史着手探讨这两方面。中国历史上的城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围墙、有驻军防守的政府行政所在地的城镇，另一类是绅士集居的消费性城镇，脱离农业劳动的地主移居于此，过着闲暇的生活。这两类城镇都是消费性的，其消费来源主要取自对农民的剥削。农民的产品交换主要在临时性集会，这类集会也有可能发展为固定的以商业、小工业和小手工业为主的城镇，这类城镇在功能上与前两类城镇有明显区别。
另一面是城镇周围的广大农村。中国几千年来的基本国情，就是可耕地有限，相对于人口，农民土地从来就不多，也就难以产生农业技术化动机，始终维持在人力胼手胝足耕作的水平，因为若没有其他经济形式，技术化只会使人口压力更大。农民靠土地收入不可能发财，要获得阶层的上升只能避开农村，走科举或经商之路，但这只可能是少数人的幸运。
可到了近代，传统农业如此低水平运转也无法维持下去了。随着中国的封闭被强行打破，西方现代工商业侵入进来，由沿海往内地，从通商口岸到广大农村，致使农村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原来，农民，即便是佃、雇农，即便要交出三分之一乃至一半收成作为租息，仍可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因为农闲时可从事小工业和小手工业，补贴农业收入的不足。可面对西方工业品大量拥入，分散的农户小工业、小手工业完全无力竞争，丧失了这部分补贴，整个生活也就难以维持。如果绅士――地主阶级能降低租息，或可缓解一点艰难，可居住在城镇的绅士，因享用新型的西方消费品反提高了消费水准，因而更依赖田地租息，更增加了农民的压力。西方经济侵入的后果，直接导致了绅士和农民的矛盾激化。
中国现代城市，因此从一开始就与农村形成对立。西方的城市发展与工业化是同步的，农村提供原料和人力，城市生产新型消费品，共同提高生活水准，双方的关系互补互利。中国的城市发展却不同于西方，中国现代大城市多由通商口岸发展而来，是西方工业侵入东方落后地区的产物。中国现代城市不但与本国经济脱节，而且成了西方工业品的输入口，成为西方经济对中国农村的控制点，外国商品由此流入，中国财富由此输出。这比单纯的传统消费城镇更坏，因为传统城镇的消费品多少还是当地农村的产出，中国现代城市的消费品却多是西方舶来品。在中国历史上，城乡关系原本就不协调，城镇欺负和压榨农村，当近代西方经济进入后，这种欺负和压榨进一步使农村破产，城乡对立达到了空前的尖锐程度。
处此历史关头，中国绅士阶层将何以自处？
农民要求的是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正义且合理，仅有的土地既不能同时养活双方，绅士阶层的出路惟有放弃或减轻租息，努力于乡村重建，调整与农民的关系。另一面，则应阻挡外来经济以及新起的官僚买办对农村的剥夺，更远的目标则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城乡关系在新的经济形态中互相支持。可叹的是，中国绅士不是西方中产阶级，中国绅士根本承担不起这样的历史任务，他们的教养、价值和闲暇舒适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早就脱离了生产实践，他们不务实际、不懂技术也无长远眼光，对天下大势懵懂无知，他们成了一个日渐腐朽和堕落的阶级。费孝通虽出身绅士阶层，却对这阶层极为鄙视，出入其中，他早已明白中国绅士的无出息和无前途，这些人没落腐朽到甚至在生理上都丧失了生育能力。面对外来压迫，他们只会更严酷地压榨农民，而进一步激起农民的反抗。中国绅士真正走到了穷途末路，它的下场只能是灭亡。费孝通不是共产主义者，却得出了中国现代革命的同样结论，从另一个角度为这场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做了论证。
一点余话：思想高于学术
所谓思想高于学术，就是思想比学术重要，精彩的、予人以启发的思想要比单纯的学术成果更值得注重，思想的影响所及远大于学术圈，也远过于当下和现场。当然，思想的萌生不是无来由的，思想和学术之间，存在着积累和成熟、规范和突破的关联，一种影响深远的时代思想往往是常年累月学术工作的成果，然而，只有能突破专业范围的学术才可能成为思想。思想的产生，需要积累，也依赖创造，以及时代气氛、社会要求等外部条件的适宜和成熟，不可或缺的，还必须要有灵气闪光的突现。
就这三本中国绅士主题的著作而言，费孝通的著作可能是最不学术的，可无疑，费的著作却是最高屋建瓴、恢宏广阔的，涉及问题最多，给人启发之处也最多。张仲礼和周荣德的两本著作完全合乎规范，在学术泛滥的今天，可作为标准范本推荐。不过，这类学术著作，可以说，我们在开读之前已可预料会读到些什么，这类按标准规范写出的文本，是不可能超出题材体裁太远的，也不会引出怎样出人意料的结论，费孝通的著作却可能做到，也确实做到了，这可作为思想高于学术的一例。
中国的可耕地有限，农村人口太多，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问题，单靠土地重新分配或农业技术化是无法根本解决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过程，西方早已完成而中国仍在进行之中，中国能否顺利地完成呢？费孝通八十年代提出的小城镇建设思路，是一个有益的探索，但近年来的现实发展似乎已否定了这条思路。
农村人才的流失，当年令费孝通倍感沉痛，认为这是对农村真正的腐蚀。他指出，当年中国的大学不是为农村准备的，青年人所学只是从西方输入的一般知识，这些知识不能应用于农村，农村不断输出自己的子弟，却又不断丧失人才和金钱。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农村子弟是“回不去家乡的人”，即使回乡也待不住，无人交谈也无人理解，且被看作家庭的耻辱，他们只能留在城里。由于中国城市不是工业化产物，他们在城市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除少数人从军做官外，其他人则为社会所冷落，他们是农村腐蚀这一悲剧的受害者和引导者。显然，这个问题，今天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尽管问题的背景已全然不同了，中国现代化过程正在将大量农村人口引入城市，现代经济转型提供的许多工作岗位由民工承担，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争相在城市找工作，可费孝通当年谴责的城市对农村的不合理关系是否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农村建设的出路何在？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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